财的事情，虽然劫匪没有戴“大帽子”，可也没有蒙面，不少人都认了出来，所谓劫匪，就是湘军的一班散兵游勇。

　　赵景贤赴江宁本任之后，不论从哪方面考量，散兵游勇的目无法纪，都是绝对不能再放任下去的了，必定要穷究根治，只是，怎么个“穷究根治”法儿呢？

　　照曾国藩说的，“抓住了，该枷的枷，该杖的杖，该明正典刑的，明正典型”？

　　曾国藩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大约也确实是这么想的，未必是口不对心，可是，真的可以这么做吗？

　　可以自然是可以的，只要杀的人足够多，散兵游勇的气焰，终究是压得下去的。

　　在这个过程中，未必不会如江宁藩司、江宁将军顾虑的那样，“激出更大的变故来”，但是，要说湘军余部，真会走去扯旗放炮，终究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　　毕竟，目下的中国，已不比原时空，掌握压倒性武力的，是关卓凡和赵景贤的这一边儿。

　　问题是――

　　赵景贤不晓得，曾国藩也不晓得，关卓凡却是晓得的，原时空，有一个“刺马案”在那里摆着。

　　留意一下时间线：

　　原时空，同治三年，即一八六四年，湘军克复江宁；同治七年，即一八六八年，马新贻履新两江总督；未足两年，同治九年，即一八七零年，马新贻遇刺。

　　本时空，由于关卓凡的介入，同治二年，即一八六三年，湘军克复江宁，较原时空，提前了整整一年；洪绪元年，即一八六八年，赵景贤将赴江宁本任，距江宁克复，将近五年，这个时间点，相当于原时空的同治八年，即一八六九年――正是马新贻和湘军集团的矛盾日趋白热化的时候。

　　马新贻对付不法的散兵游勇，就是“抓住了，该枷的枷，该杖的杖，该明正典刑的，明正典型”。然而，他得到的，是透胸一刀；而且，含恨长逝之后，刺马的幕后主使，逍遥法外，并永远淹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。

　　有人认为，“刺马案”的幕后主使，就是曾国藩本人，关卓凡以为，以曾国藩的为人和彼时持盈保泰的心气，再如何对朝廷和马新贻本人不满，也绝不至于出此下策的。

　　但是，“刺马案”一定是有幕后主使的；这个幕后主使，一定是湘军集团的重要人物――这两点，却概无异议。

　　凶手张文祥，刺马之前，同马新贻既没有任何交集，便不存在任何私怨，因此，一定是“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”――这是他自己说漏嘴的话――就是说，一定是受人指使的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张文祥的供词，来来去去，不过一句“我为天下除掉了一个通回乱的叛逆”。

　　这自然是厚诬。

　　马新贻虽然是回教徒，却是自明初以来的山东土著，且十几代下来，进学、出仕，早就百分百汉化了；而且，他是“老教”，同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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