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以从他评价肃顺的一段话中窥得端倪。
郭嵩焘为肃顺所信用,但他对肃顺严刑峻法的政策的评价却并不高。
“国家积弊之由,在以例文相涂饰,而事皆内溃;非宽之失,颟顸之失也。
“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,究所举发者,仍以例文涂饰也,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。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。
“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,其为颟顸一也。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,颟顸而出之以严,而弊不可胜言矣。
“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。”
可以看出,郭嵩焘认为,清末的问题,已经是“体制”的问题”,是“系统”的问题,不是一个人、一个部门、一个地区的问题。整个机体都.了,切掉什么部位都不解决问题。极可能,切下来的腐肉愈多,失血愈快,死的愈早。
而且,切肉的刀子,原本就是这个机体的组成部分,和机体布满同样的病菌,甲乙同体,以甲攻乙,不过交叉感染,加重病情。
整个机体不发生化学变化,也即不对整个制度进行改革,单纯做肃顺那种物理层面的加减法,没有用。
不久,肃顺就以“弃市”的悲惨结局验证了郭嵩焘的预言。
这个时候,郭嵩焘还没有想清楚如何从制度层面改革国家,只是含糊地认识到必须“崇实政”。
原时空,到了光绪元年,即1875年,郭嵩焘的思想已经成熟了。他在《条陈海防事宜》中说,单单将西方的强盛归结为船坚炮利是错误的,中国若单纯学习西洋的兵学“末技”,“如是以求自强,适足以自弊”。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,“先通商贾之气,以立循用西方之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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