拿过去,宝鋆也把着不肯放。
国家的财政收入,在“制度”的范围内,基本没有流向什么不应该的地方。当然,改革“制度”,比如,减少将养八旗的花费,就不是宝鋆兴趣所在,亦非其能力所及。
但是,宝鋆管部,管好的只是“部外”;户部内部种种弊端,宝鋆却当做看不见。国家的钱,从户部出来之后,固然大致用得其所;但这些钱还在部里边的时候,却被“内部人”上下其手,狠狠先过了一刀。
宝鋆不管“部内”,或者说他管不来“部内”,除了他不爱干这种“损人不利己”的事情,说到底,还是因为宝鋆本人就不是个清官,贪贿卖官,样样不缺,指望他“兴利”也许可以,指望他“除弊”——本质是整顿吏治,当然没戏。
以现有的历史资料看,可以担负户部“除弊”任务的,阎敬铭之外,不做第二人想了。
首先,阎敬铭不但清廉,而且简朴。
晚清高级官员,尽有清廉的,如曾国藩、沈葆桢、丁宝桢,等等。但开府建牙,迎来送往,得维持必要的排场,真正做到“简朴”的,可就少之又少了。而阎敬铭这两种优秀品质“二合一”的程度,在晚清衮衮诸公中,绝对是第一号男猪脚。
原时空光绪三年,即1877年,山西大饥,朝廷派阎敬铭赴晋视察赈务。阎敬铭一路敝车荆服,行李萧然。到任后,穿一身粗糙的“褡连布”做成的官服,并逼属下也穿这样的粗布,有穿绸缎者,自然是钱太多了,那就“罚捐饷济灾”吧。
他杀掉侵吞赈款的吉州知州段鼎耀,严劾奉使大臣礼部尚书恩承等过境滋扰地方,活人无数,晋人交口誉之“阎青天”。
光绪八年,即1882年,阎敬铭奉调入京,也是布服敝车,只带一个小家童,一老一少,悄然进京。
关卓凡想,如果都像阎敬铭这样不讲排场,这个级别的官员,正俸加养廉银,根本不需要贪污,日子就可以过得很舒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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