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司从“诸州差雇车乘人夫”,“人日米二升、钱五十”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(卷三百四十三)云:元丰七年,“诏:鄜延、环庆路如有合兴工城寨,许和雇人,日钱百、米二升,禁军愿就雇者听。”大致是,每个劳役每月可收入1500~3000钱,米60升左右。但是,有些参与特殊工程项目的役夫,工价较高。譬如元祐元年,苏辙在奏章中说:“臣窃见近岁京城外创置水磨,因此汴水浅涩,沮隔官私舟船。……民间每夫日雇二百钱,一月之费,计二百四十万贯,而汴水浑浊,易得填淤,明年又须开淘,民间岁岁不免此费。”(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百七十)可见,当米价较低时(如斗米80钱以下),每夫日雇200钱比每日100钱、2升米,其收益显得要高一些。
医生也是城市居民中收入比较稳定的群体。王安石在《处士征君墓表》中称赞一个姓杜的医生,会写诗词文章,行医则“无贫富贵贱,请之辄往。与之财,非义辄谢而不受”。杜医生在自己的寓所为人看病,“日得百数十钱则止,不更筮也”。看来杜医生非常讲医德,不愿多收钱,甚至减免穷人的钱,如果愿意多看病,收入本可多一些,每月收入在6000~10000钱左右应该不成问题。
城市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工商业活动,商人是城市居民中收入较高的群体,而富商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许多官吏的收入。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必然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。北宋的首都东京(汴梁)是当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、人口最多、经济最繁荣的都市,也体现着当时最高的消费水平。孟元老自崇宁二年(1103)至建炎元年(1127)北宋覆亡,曾在东京共生活了23年,他在撰写的《东京梦华录》一书的《序》中描绘东京说:“太平日久,人物繁阜,垂髫之童,但习鼓舞,班白之老,不识干戈”,“举目则青楼画阁,棱户珠帘,雕车竞争驻于天街,宝马争驰于御路”,“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,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。八荒争凑,万国咸通。集四海之珍奇,皆归市易,会寰区之异味,悉在疱厨”。苏轼亦曾指出:“夫京兆府,天下之所观望而化,王政之所由始也。四方之冲,两河之交,舟车商贾之所聚,金玉锦绣之所积,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织纴之劳。富贵之所移,货利之所眩,故其不知有恭俭廉退之风。”(《苏轼集-策别十七首(之四)》)东京兴旺发达的手工业、商业和运输业、服务行业,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高的消费服务,而且也为从业者带来高的经济收入。
通过北宋的商业税收,可从侧面反映工商业的规模与商人群体的收入水平。北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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