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宋末年,中国的蒙古族开始兴起,成吉思汗建立起横跨欧亚二大洲的大蒙古帝国,并在公元1259年迫使继新罗之后统治朝鲜半岛的高丽投降,蒙古势力遂于日本隔海相望。这时,与蒙古帝国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遍及两大洲,惟有日本尚未与其通好。元世祖忽必烈野心勃勃,对于日本独立于蒙古帝国势力之外的状况,是绝对不能允许的。察知忽必烈心情的大臣赵邙,于至元元年(公元1264年)上书,说日本自汉、唐以来久通中国,可以遣使通好。自是以后,世祖忽必烈开始把迫使日本通好的问题,安排在他的行动日程上了。
至元三年(公元1266年),忽必烈遣兵部侍郎郎赫德、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。忽必烈在国书中,对这次遣使的目的讲的极其清楚,要日本效法高丽,举国来朝以通和好,如不相通好,将至“用兵”,令日本“王其图之”。
忽必烈在国书的开头,用“奉日本国王”字样,以区别日本与藩国高丽的政治地位,表示君临欧亚两洲的帝国皇帝对尚未臣服的日本国的对等关系。续而以高丽臣服作为通好的注解,已表示日本应选择的出路。最后以不通好将招致用兵的威吓语言作结束。忽必烈满怀信心的认为,地处海岛的日本,对于兵踏欧亚君临四海的大帝国的国书,是会奉若神明的。国书一到,日本可随之前来通好,“四海一家”的愿望即将实现。可是,忽必烈并不知道当时日本的政柄不在天皇朝廷,而在镰仓幕府,而幕府实权尽在执政北条时宗手中。北条氏以武士掌权,藐视公卿大臣,趾高气扬,不可一世,根本未把元政府统治者放在眼里,甚至当时蒙古帝国强大到什么程度,也是狭隘的岛民们所无法想象的。
但蒙古使者郎赫德一行并没有见到日本的最高统治者,到巨济岛就因海中风大涛险,轻信高丽使者风涛险阻之词而轻易返航了。忽必烈下诏切责,并命郎赫德将书送至高丽,由高丽派使送至日本。高丽使臣薛皋在至元五年(公元1268年)正月到达大宰府(今天日本九州福冈,当时是日本外交以及九州守卫的军事中心),大宰府立刻将蒙古国书及高丽王书飞报幕府。这时的将军年仅五岁,由相模守北条时宗拥立不到二年,实为傀儡。年轻高傲的北条时宗,不屑一顾的将国书交给天皇政府去讨论。薛皋被安置在大宰府,款待甚薄,不理睬甚至长达五个月之久。
当时的龟山天皇政府讨论五个月,终于形成一个理由:书辞无理,不能接受,予以退回。镰仓幕府的态度和天皇不同,正当公卿大臣议论不休的时候,执政北条时政在文永五年(公元1268年)二月下旬,向西部幕府所属武士御家人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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