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不仅仅要探听大明的虚实,还要尽可能的开辟一条商路。毕竟,周国远谈不上富庶,尽管雨水充足,但是水稻的产量一般,加之百姓懒惰,所以,必须要开辟新的贸易,最终周国选择了奴隶。
而王时坤正是来这里开辟商路,为了开辟这条商路,他甚至需要冒名为南洋诸夏的商贩,可即便是如此,他仍然避开了海州,选择其它港口进行贸易,而出乎意料的是,通过这一路的观察,王时坤得到一个结论——大明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大明。
“只要兴乾皇帝在,只要大明继续保持现在的这种态势,我敢说,即便是大王把德里打了下来,最后,也是为大明作嫁衣!”
回到了船上,面对儿子,王时坤不禁感叹万千起来。
“过去,为父只以为,这治国无非就是遵循祖宗之法,可现如今,为父才知道,这所谓的祖宗之法,其实不过只是秦汉之后的误传而已,我华夏能有今日,全凭当年周国分封诸夏,诸夏拓业四方,教化蛮夷。而拓业四方的时候,诸夏势必招走国内的兵丁和无地的子民,如此一来,自然也就不可能再出什么陈胜吴广之流了,如此才是真正的王道,若是秦汉以来,我华夏列朝不是只守着家里的那一亩三分地,对百姓极尽压榨,而是四面分封,教化诸夷,又岂会有晋时的五胡乱华,宋时的蒙元奴役以及二十几年前的满清的入寇。”
听着父亲的感叹,王必成略微点头说道。
“父亲所言甚是,这是孩儿于广州时买的《论语正义》,具说这《论语正义》是由明朝帝师朱之瑜与黄宗羲等今世大儒合著,其文可谓是完全颠覆两千年世人解读……”
王必成并不知道,他手中拿的《论语正义》是在朱明忠要求重修儒家经典,重释周礼的前提下,集中当世大儒,以不避讳先人为原则,明确国野人之别的情况下,对儒家经典、周礼进行了重新解释,其中自相矛盾的地方极多,而这种自相矛盾与过去的勉强解释不同,直接解释为“因人而施”,一句最简单的话语就是“礼施于国人,刑施于野人”,换句话来说,就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区别对待。
其实,这种解释恰到好处的解释了儒学中的软肋——诸多自相矛盾言论,因此找到了平衡。当然,也为大明的殖民扩张找到了理由,当然,与西洋诸国不同,大明的扩张并不是为了殖民,而是为了教化,是为是让落后的、愚昧的土著能够在大明的教化下走向文明,并最终融入到诸夏,成为诸夏的一部分。就像春秋时的东夷、南蛮、山戎等等,他们最终都在诸夏的教化中,成为了华夏的一员。
“可不正是如此,春秋以后,战国时代虽然征伐不已,七强之间几乎已无复华夏蛮夷的区别。最后,秦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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