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都闻风而动。串联起来或上书官府,或聚众抗议。甚至连思想比较开化的湖北、安徽两省都发生了部分儒生冲击新式学校的事件。湖北巡抚常大淳还上奏朱济世,请求暂缓开办湖北官学堂和武昌济世书院。而在四川督军的韩四则密折上奏,请求出兵平乱,逮捕带头闹事的儒生,还要明正典刑,以儆效尤!
这次的“守旧势力”的反扑虽然早就在朱济世的预料当中,但还是让他感到有些措手不及。
“这次四川的乱子究其根本还是皇上改革科举的步子太猛了,天底下的读书人一时接受不了。如今天下还没有一统,国外又有强敌环伺。国内还是应该以求稳为上。”
谨身殿内,首席大学士骆秉章侃侃而谈。骆秉章的思想也算是开明的,但是身为传统儒家教育出身的精英,对西学还是有一种本能的排斥。只是碍于朱济世的威权而不得不推动科举改革,现在遇到阻力自然就想到退让了。
丞相左宗棠却不以为然。出声反对:“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要来何用?如今朝廷行的是‘士人治国’而非‘士人治吏’。若不通实学,只知八股是做不了事情的。两江、湖广、闽浙和广东的官员都是用八股文章考出来的,有几个能做事?连本乡本土的事情都管不好,将来还能有大用?”
他倒不是支持西学,而是身为宰辅最需要的就是一支得力的公务员队伍。如果不考一些经世致用之学,选拔出来的官员只会做八股文,不会做事情。他这个当朝首辅怎么做得下去?
右丞相郑洪刚从日本回来,对日本中下级武士的能力极为欣赏,因而就拿日本的所见所闻举例支持左宗棠。在他看来,不少日本武士的儒学水平并不比中国儒生差多少,但是他们的办事能力要强太多了,还能文能武。关键时刻可以挺身而出保卫国家。所以中国的儒学教育应该从日本的武士教育中吸取经验,重视实学。
骆秉章却恼道:“王爷,现在的问题是四川士子罢考,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北直隶各地的士子也都不稳,连湖北、安徽都被波及到了。如果不退一步,只怕地方政局都要乱起来!”
鸿儒院大学士潘曾绶也附和道:“不如且退一步,待到西北平定之后再许图改革吧。眼下西北形势相当不稳,听说太平天国的新任恭顺王奕詝已经率部离开兰州,有背叛太平天国重建满清的苗头。蒙古方面的形势也不大稳定,渤海公奕欣对咱们往渤海地面上殖民的做法也颇为不满……眼看西北、蒙古、东北都会有变乱,如果国中的士子再闹事情,国家危矣!”
身兼殖民地部尚书的郑洪显然也知道渤海国方面的抗议,摇头苦笑着。
刚刚当选立宪议会议长的刘鹏嗯咳一声道:“四川士子无非就是罢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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